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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方族体概念的语义流变与演进逻辑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张健 发布日期:2018-11-12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提要]族体概念主要用于描述和解释人类的群体性生存和发展,西方族体概念主要包括“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等,这些概念内涵的纷争演变与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结构密切相关。当民族国家成为最基本政治形态后,族体概念着重体现为是否能够组建民族国家的身份资格问题;在全球化加速推进、民族国家体系受到冲击时,族体概念则突出表现为民族认同与整合路径的选择。西方族体概念的语义流变与演进历程是根据本国历史文化特点而进行的理论创制,也是维护共同体稳定与发展的理论选择。当前,我国也面临着国家整合与民族认同的历史性课题,我们在选用族体概念时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模式,要凸显本土意识和学术自觉,构建符合中国发展要求的理论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张健,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副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后,研究方向:民族政治学。


      群体性生活是人类本质的要求和表征,这种存在的本质是人们认识自身生存状态,探索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石和起点。族体概念就是用于描述和解释这种存在现象,当前族体概念在西方语境中主要包括“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等词语,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概念始终处于变动不居和纷争不断的状态。以至于斯宾格勒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民族一词的使用既相对随意,但又不断受到严格的批判。[1](P159)究其原因,既有所指对象本身变化造成的困惑,也有建构者有意为之带来的干扰。但无论争议多大,澄清族体概念的内涵或至少做到理论上的自觉,是任何一个相关研究者都必须直面的首要问题。而对于这样的超级概念,直接断言其内涵往往很难搁置争议并做出令人满意的评析。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无谓的争论,可以借鉴蒯因提出的语义上行的研究策略,把直接回答相关族体概念的内涵转换成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系统中使用这一概念,从而揭示出其背后预设的深刻逻辑,使族体概念的“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2](P33)。

      一、西方族体概念的词义溯源

      对西方族体概念的研究,之所以选取“nation”“nationality”和“ethnic group”进行分析,不仅因为这些词汇在当前国外政治学、民族学的族体分析中占据主流地位,而且也是中文族体概念进行翻译时所对应的主要词汇。国内族体概念的内涵与译名之争与学者们对这些词汇的理解有着直接关系。①在这些有关族体的概念之中,nationality一词产生较晚,并与nation关系紧密。而nation和ethnic group从词源上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

      “nation”一词最初源于拉丁语“natio”,它的含义主要指出身和血缘性的关系,并且带有一定的贬义。因此,罗马人往往以此指来自共同地域的非本国人群,而极少指称自己。[3]进入中世纪后,“natio”一词成为一个正式的法律用语,但与现在的“nation”一词并非同义词。许多中世纪的大学吸引了大量来自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学生,这些学生往往就被安排在各种“nations”之中。[4]此时,“nations”一词是对那些既居住着绝大多数本地人,又夹杂着少数外国人的“混居区”的称呼。[5](P.10)nation最初的贬义色彩由此也逐步消失,但其政治色彩仍然相对淡薄。

      “ethnic group”是“ethnic”和“group”组合而成的复合名词。其中,“ethnic”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ethnos”,是“ethnos”拉丁化后的形容词。“ethnos”最初的本意是指较小规模的同类集合,即“群”或“群体”,既包括人也包括动物。[6]荷马史诗中就出现过把“ethnos”与“年轻人”“步兵”和“苍蝇”“鸟”等名词的复数结合使用的情况。后来,该词更多地倾向于指代具有血缘关系的群体。由于古希腊是不同地域的人类群体第一次大规模接触、交融的时代,所以“ethnos”一词也掺入了“种族”(race)或“部落”(tribe)的含义,常用来指称非希腊部落。[7](P.468)随后基督教兴起及其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使得该词汇在转变成为英文后又增添了几分宗教色彩。直到1804年,“ethnic”一词出现,仍被用来形容异类宗教。[8]总体上说,在近代之前,ethnic及其词源ethnos,更多的是描述一种与自身存在差异的异己群体,而其中的区分标准又是多元的,包括血缘、体质、宗教等多种因素。

      二、民族国家建构与族体资格认定之争

      当人类历史推进到近代之后,西方社会中与族体概念相关的词汇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与民族国家这种特定国家形态的构建及其发展历程紧密相关。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是一种“nation”与“state”相互契合的政治形式,或者说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正因如此,伴随民族国家体系的建构,“nation”概念就逐步转变成为一个政治色彩极为浓重的词汇,多用来指称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所有成员共同构成的人群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nation”这个族体概念与人民、国民概念具有内在的相通之处。这一共同体占有固定而明晰的疆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深刻的领土观念和领土认同,具有明确区分“我者”与“他者”的边界意识,拥有自由民主的权利,同时认为自身享有共同的历史或文化特性。

      应该说近代之后,基于民族国家的基本属性,人们对“nation”的理解达成了一定共识,但并未认真而严格地对其进行界定。如英国直至19世纪,“nation”仍然作为“race”的同义词使用。[9]而在美国,“nation”也曾被用来指称印第安人。[10]即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nation”也并不总是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而是认为这种族体由部落发展而来。而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人们已经不再满足对“nation”概念进行宽泛的运用,力图收紧其使用范围。关于nation的定义大量涌现,其中许多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阐释。马克斯·韦伯认为,“nation”是一个与国家紧密联系的共同体,而且也追求建立自己的国家共同体。[11](P.172)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民族四要素,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12](P28)这些界定已经将“nation”概念同政治形态尤其是国家现象连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这一族体词汇较为清晰的内涵和外延。②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正处于民族国家体系逐步构建和不断完善的阶段,人们对nation界定的根本指向是民族国家,而其内涵之争的背后则是资格之争或权利之争。任何概念在达成一致之前,使用者往往就是概念的主人;而在达成一致之后,概念自身就成为了主人。当民族国家的制度优势还没有充分显现的时候,是否是或者有资格成为“nation”,并不会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但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和被压迫人民反抗斗争的加剧,民族国家的竞争实力和制度优势逐渐显现出来。既然“nation”是与民族国家互为表里、一体两面或者说是与国家实体等大的人群共同体,那么某一人群共同体是否已经拥有或者有资格去拥有“nation”这一崇高而神圣的头衔,就成为这一共同体争取民族自觉、获得民族独立、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武器和理论依据。例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斯洛伐克人、马其顿、芬兰人、爱沙尼亚人、犹太人等,纷纷宣称自己是“nation”,而在这之前,这些人群是不被当作“nation”的。这一改变的直接目的就是追求自己的民族国家建构。[13](P107-113,108-180)在这一过程中,“nation”概念不仅意味着某一族体具有构建国家的权利,而且也意味着能够通过民族利益的口号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进行政治动员,积聚权力资源,从而使得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可能,使其从应然状态走向实然状态。

      同样,已有的民族国家中的“nation”是否承认其内部仍有人群可以称为“nation”,也关系到这一民族国家的一体性和稳定性。对于“nation”和“nationality”的主动区分开始于19世纪,两者相比较,“nation”比“nationality”的外延更广,享有权力的层次也更高。这一区分的目的就是否定其他人的“nation”地位。作为同样具有政治性内涵,既可指族籍也可指国籍的族体概念,“nationality”在19世纪的奥匈帝国中就已经作为官方用语进行使用。奥匈帝国中也有群体希望得到“nation”的称号,但哈布斯王朝却拒绝承认,并且认为既不存在奥地利民族(nation)也不存在其他民族(nation)。拒绝承认奥地利人民以及国内其他族体的“nation”地位,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国家共同体和国家疆域的一体性。在这样的政治考量下,“民族(nation)”一词若用官方的说法,就是指隶属于哈布斯王朝的臣民之中那些公认的、现存的、具有截然不同文化和语言的社区。[5](P.199)由此,nationality常被用来指称某一国家内部得到了一定的政治承认但却没有资格建立主权国家的群体。

      资产阶级是有祖国的,但资本却是无国界的。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对外扩张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殖民扩张的进程中,西欧国家发现了被殖民地国家更为多样的人类体质上的差异。由于群体间的生理差别显而易见,因此,与人种相关的生理指标也容易成为群体间的区分标准。为了定位这些人群共同体,种族观念成为重要的判断标准,在这一趋势下,“ethnic”中的种族内涵被凸显和强化。霍布斯鲍姆就指出,生理体质加强了包括民族在内的群体间的差异性。[14](P75)“ethnic”一词从可以表示任何与多数不同的少数群体,演变为主要指称非民族国家模式或在民族国家中还没有融入“nation”的人群共同体。他们认为被称为“ethnic”的人群,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原始性,不具备“nation”的统一性和现代性,也不具备管理自身的资格和能力。对于早期的西欧国家,他们对殖民地人群的种族观念与进化论观点相互作用,其更深层的用意是赋予殖民统治以正当性,使不同类型的族体概念成为殖民扩张的重要理论工具。

      三、国家认同危机与族体整合路径之争

      人类历史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之后,伴随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体系逐步确立,但民族国家的内部共同体建设问题却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问题。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消解了国家权力和国家主权的至高性和神圣性,使得民族国家这种社会治理形式变得不再那么高效。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对民族国家特性和民族国家认同构成了挑战,特别是大量跨国移民聚众成族现象的普遍化,在民族国家内部出现了新的民族过程,对于以往国家共同体的内部同质性形成了威胁,以至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也对美国内部共同体的建设深感忧虑,发出了“我们是谁”的感慨。

      这样的形势对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新兴民族国家的挑战更为巨大。这些国家不仅要应对全球化的压力,还要面对自身先天条件不足的困境。同西欧原生性的民族国家不同,这些国家的内部族体结构相对复杂,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前并不存在一个同质性水平较高的“nation”,甚至不存在能够涵盖国内各个族体的统一族称。为实现国家独立和融入现代民族国家世界体系,这些新兴国家在谋求主权独立的过程中大多依靠民族主义作为反抗殖民与压迫的政治动员手段,而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族体间的异质性,致使族际间的整合难度加大。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全球化与现代化并肩而至,民族主义思潮的蔓延和族体间利益分化与博弈的激化,进一步对国家共同体构成了冲击和挑战。加之在学术领域,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后现代主义思潮日渐兴起并极力排斥“整体性”观念,强调异质性和特殊性。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新兴民族国家之内的“nation”已然与西方民族国家构建之初的“nation”概念在性质和特点上出现了相异的演变趋势。此时的“nation”,内部的均质化和一体化特征有所消解,而结构性和多元化特征有所固化。面对这样的境况,理论界不得不对相关族体概念的理解进行广度和深度上的重新拓展和发掘,选取何种族体话语体系最有利于民族国家应对挑战并继续向前发展,就成为全世界最为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族体类型的进一步划分,族体内涵的进一步重构,也就被凸显出来了。

      其中对于“nation”这一族体概念,当前西方学术界的解释与此前相比显得更加细致和周延,并形成了三种理论模式:第一种特别强调“nation”的历史久远性和自然属性。认为“nation”这一人群共同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人类产生的初期,其中宗教、语言等原生性因素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如埃德华·希尔斯研究了工业化时代的“原始”联系,格尔茨分析了原始忠诚的特点。[15](P.55)这一看法从自然属性的角度注意到了“nation”这个族体的内核与凝聚力,但却忽视了“nation”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伴随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基本事实。并且“nation”与以往的族体概念的根本区分之处就在于它更具政治属性,更强调与国家政权(state)的耦合性。在民族国家正普遍面临全球化、现代化、后现代主义解构性挑战的时代背景下,过分强调“nation”的自然属性还蕴含着将原生性文化共同体进行政治泛化的风险,进而加剧民族国家的整合困境。也正因如此,这样的理论解读从提出之日起便饱受争议。

      第二种是强调“nation”的生成性与构建性,认为“nation”是通过政治、文化、经济等手段进行建构的产物。比较典型的如霍布斯鲍姆关于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民族的观点[14](P.9),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16](P.6),等等。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解,只有当一个群体想象自己是一个“nation”时,它才能真正成为一个“nation”,因此“nation”本质上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或者说是一种现代的(modern)想象形式。建构派的观点直接对原初派构成了颠覆性冲击,同时也受到来自原初派的激烈反驳。在对方看来,“nation”并非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构建起来的新事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早在宋代就形成了类似民族主义的民族自觉意识[17](P.39-40),因此只有民族国家是新近构建的人造物,而民族是早就存在的自然物。然而这样的批驳实际上有失偏颇,其不足之处在于人们没有注意到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与主权在民和民主政治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群体的族体意识是否上升到了民族主义高度,以及一个族体是否为“nation”,关键在于该群体是否具有获得国家所有权的强烈愿望。而建构主义强调的也并非所有族体形式都是构建的,而是专门解决作为“nation”的现代民族与民族主义本质为何的问题。在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和国内整合的实践中,建构主义提供的最大参考价值就在于隐晦地提醒了认同的重要意义,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现代构建的产物,当然也存在着分裂解构的现实风险。

      第三种是对前两者的综合,即族群-象征主义。如史密斯认为,“nation”这一族体概念,确实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久远的历史,这是形成“nation”的基础。但“nation”与一般文化共同体的不同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是民族国家范围内,通过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动员等方式的现代建构产物。“nation”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并不能截然分开,而是一种紧密互动的状态。因此,“nation”在安东尼·史密斯的视域中被定义为:“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15](P.14)族群-象征主义的理解路径能够有效地突破主客观的谱系架构,其话语优势在于更具综合性、概括性和平衡性,但也因此而显得过于琐碎。

      “nationality”一词仍然存在并延续了其最初的意义,既指国籍也指族类群体。作为族体概念是指在民族国家内部获得政治认可,拥有一定自治权利但却不能独立建国的族类共同体。例如西班牙1978年宪法就明确认为,“nationality”是“nation”的组成部分,作为“nationality”的人群共同体拥有自治权利,但也必须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前提条件。[18]如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人和加利西亚人可以界定为“nationality”,而吉卜赛人、犹太人、亚裔人包括华侨等往往被界定为“ethnic group”[19]。类似的情况也在苏联出现,作为“nationality”的族类共同体不允许建立加盟共和国,但可以建立“自治区”或“自治共和国”。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也曾在较长的时间段内使用“nationality”一词来指称从国外移民到美国的群体,但从20世纪中期开始,移民群体逐渐由“ethnic group”来指称。[20](P.77)

      “ethnic group”一词的内涵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人们开始清算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并尝试在学术领域区分“ethnic group”和“race”两个概念。前者更加凸显历史文化的差异,而后者更加强调人类体质的差异。20世纪中期之后,“ethnic group”的内涵更加明确,主要是指在语言、习俗、历史等方面区别于主体人群的少数群体,并且进一步淡化了种族色彩,强调了在文化和身份上的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如《现代社会学词典》的解释为:“一种带有某种共同文化传统和身份感的群体,这种群体作为大社会中的亚群体而存在。”[21](P.4)“ethnic group”在欧美国家作为中性词汇的使用日益广泛,作为官方正式用语,其含义也相对一致和明确,主要指区别主流文化群体的少数群体和移民群体。

      对于“ethnic”一词的争议焦点是其判别标准和认同依据。有的学者更关注其存在的客观依据,认为“ethnic group”之间区别在于习俗、语言、体质等方面的具体差异。如纳鲁尔在1964年就指出,“ethnic group”单位可由客观标准如文化、语言、社会组织等来定义。[22]有的学者则更关注“ethnic group”成员的主观认同,认为主观因素在认同上比客观因素更为重要。如巴斯在Ethnic Group and Boundaries一书中就认为,“ethnic group”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其关键要素是自我归属和由他人归类的特征。[23](P.9-38)另外一些学者对主客观因素给予了综合性的共同关注,如安东尼·史密斯认为“ethnic group”的内涵是:“与领土有关,拥有名称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祖先,共享记忆并有某种或更多的共享文化,且至少在精英中有某种程度的团结。”[15](P.14)

      由此可见,当前学界对于“nation”“nationality”和“ethnic group”的理解,表面上看确实如霍布斯鲍姆所言“至今尚无一致通论或标准规则”[14](P.4),但这些不同规则所指向的问题却是一致的,就是如何应对全球化趋势对民族国家的冲击。对“nation”“nationality”和“ethnic group”赋予不同的内涵,实际上是解释民族国家内部人群共同体的稳定性,增强其凝聚力的路径之争。人们选取某种理解方式,也就意味着采用相应的构建策略。承认族体差异的原生性和持久性,实际上就强化了族体的整体性差异,为其在民族国家内部获取特定权限奠定了立论基础,以至于当代兴起和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就具有此种逻辑;而强调族体差异和自我认同的建构性,一定意义上消解了整体上的区别,将其还原为一种个体的差别,也就为自由主义强调国家中立性和公民平等提供了理论支撑。

      四、西方话语与中国问题

      纵观西方族体概念的演进历程,语义纷争与流变的背后是对国家话语体系的一种对接和回应,尤其是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发展和危机密切相关。同时,不同国家对于族体概念内涵的赋予和解释,也存在各异的学术理路,这是根据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和现实需要而进行的理论创制,是西方国家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共同体稳定与发展的理论选择。

      对比而言,我国也面临着国家整合与民族认同的历史性课题,在国家与民族的理论构建中,族体概念的选用与解释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然而,我国在族体概念的选用问题上,始终延续着追求中英文对应的路径并以此作为理论的基础。虽然这是学术交流与对话的需要,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西方话语地位依旧强势和中国自身理论体系构建的不足。从西方族体概念的出现和演变,我们可以看出其背后蕴含着的社会因素和学术传统,即使是同一个词汇,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学者的视野里也存在较大差别。其实,这也在警醒我们,民族国家的制度架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种共性显现,但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建设路线却是个性化的。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理论的自觉与自信尤为重要,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发展、稳定和凝聚力。考察我国的民族概念,“民族”一词包含多层次的含义,既指国家整体层面的人群共同体,在我们国家只有一个,即中华民族;也指国家内部的人群共同体,即我们国家的56个民族。“民族”这一概念的现实内涵既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探索民族独立与解放,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道路体现,也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重要成果。因此,对于“民族”内涵的理解,我们要关注西方理论成果,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中国的发展与崛起需要更具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不能强行对应,我们在选用与解释族体概念之时,既要有学术自觉也要有本土意识,充分考虑文化或词语惯性的力量。

      当前,对于中文“民族”一词的理解,不能仅仅反思这种一词多意的复杂性,而应该正视历史因素,“从中国历史和民族发展史角度看,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几千年的历史中众多民族逐渐地组成为一体的,也就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现存状况是客观地、现实地包含着56个民族实体,也就是一体多元。”[24]同时,积极探索民族概念复杂性对中国民族问题解决的正面意义和可供挖掘的理论资源,尤其体现在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的关系问题上。首先,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都是民族实体,不能以一方的认同代替另一方;其次,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又是不同层次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具有整体性和基础性地位,是“一体”和“多元”的内在关系,不能相互颠倒,“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25](P.30)这也决定了我国的民族整合与建构思路有别于西方自由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逻辑,这就要求我们从“‘一体’格局中的‘一体’出发去认知‘多元’,同时,从‘多元’的角度去理解‘一体’的形成。如果一味强调从民族出发去理解多民族国家,往往会产生重‘族’轻‘国’的负效应;同时,如果不科学认知‘多元’的作用,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一体’从何而来”[26]。我们要承认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同时又要强调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地位,实现两者认同的平衡、协调与相互促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27](P.117)

      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不能只关注民族概念的更替,也不能简单追求与国外概念的对接,更不能用国外有着特定话语背景的族体概念(而且这些概念本身的内涵也不统一,西方各国为解决自身的民族问题,也在为这些概念赋予符合自身需要的内涵),人为地裁剪或修改中国民族概念的丰富内涵,而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分析中国问题,用中国经验为世界多民族国家建设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注释:

    ①我国学界对于族体相关概念的争论由来已久,从清末民初梁启超、孙中山、潘光旦等对民族概念的引入与界定到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费孝通等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民族概念译法等问题,几次掀起学术热潮;20世纪90年代后期,民族概念及其翻译再次成为学术焦点。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和《世界民族》编辑部再次就“民族”概念及其应用问题进行集中研讨,随后关于民族概念及翻译问题一直是民族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②郝时远对斯大林民族定义有过系统而全面的论述,他认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对国家层面民族内涵的科学系统阐释(参见郝时远《重读斯大林民族定义》,载于《世界民族》2003年第4、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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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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